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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冥有鱼

阐旧邦以辅新命; 极高明而道中庸。

 
 
 

日志

 
 
关于我

北冥有鱼,其名曰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齐谐者,志怪者也。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 ------《庄子·逍遥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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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砺锋诗话之三十五:天意  

2008-01-13 09:02:57|  分类: 喜欢的文章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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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窦娥冤·滚绣球
            元·关汉卿
        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着生死权。
        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盗跖、颜渊。
        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
        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元来也这般顺水推船。
        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
        哎,只落得两泪涟涟。
           寄生草 读史有感
            明·康 海
        天应醉,地岂迷?
        青霄白日风雷厉,昌时盛世奸谀蔽,
        忠臣孝子难存立。
        朱云未斩佞人头,祢衡休使英雄气。
            道 情
            清·郑 燮
        吊龙逢,哭比干。羡庄周,拜老聃。
        未央宫里王孙惨,南来薏苡徒兴谤,
        七尺珊瑚只自残。
        孔明枉作那英雄汉,早知道茅庐高卧,
        省多少六出祁山!
  古往今来,有多少人对毫无道理可言的命运感到迷惘。杜甫叹息说:“天意高难问!”南宋的张元干也说:“天意从来高难问!”如果世界本是杂乱无序的,世间的一切事情都出于偶然,人们就没有理由怨天尤人了。事实上人们常常觉得周围的世界是有序的,荀子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既然“有常”,就难免使人猜想冥冥之中有一个至高无上的主宰在安排一切。宗教的产生虽然有种种复杂的原因,但世界的有序性无疑是其前提之一。可是这个“有常”的规律,到底包含哪些内容呢?孔子对此有明确的解答:“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四时行”与“百物生”显然都属于自然而与人类社会无关。可见在孔子看来,所谓的“天”只体现在自然的范畴之中。我觉得孔子的这个判断真是绝顶聪明,同时也是绝顶的诚实,他把一切不可知的事物摒除在言说的范围之外了。
  世上的宗教无一例外都要树立一个至高无上的神,而且往往是一个人格化的上帝。古希腊的色诺芬尼曾说:“如果牛、狮或马都有手,如果它们能像人一样随心所欲地描绘,马就会把众神画成马,牛就会认为牛的形象万世不朽。任何一种动物都会把神的外貌比作自己在世上的同类。”这番话在虔诚的教徒看来真是大逆不道,事实上却是合情合理的推测。那么,人类仿照自身形象或特征创造出来的那个上帝究竟有什么能耐呢?在教徒们心目中,上帝当然是无所不能、无处不在的,这样他才能主宰世间的一切。然而假如我们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上帝的能耐进行考察,就不难发现他的本领其实局限于自然的范畴之内,也即孔子所说的“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这些方面。至于社会、人事等方面,上帝经常表现出无能或缺席。法国的启蒙思想家霍尔巴赫在他的《袖珍神学》中这样解释“魔鬼”:“上帝一句话就能使他化为乌有,然而他禁忌这样做:上帝非常需要魔鬼,因为他可以把一切只能归咎于他自己的蠢事记在魔鬼的账上。”这番话说得十分刻毒,我则愿意把上帝想象成一位善良的老人,可是我不得不承认上帝在与魔鬼的斗争中经常处于下风,他所宣扬的惩恶奖善的主张在人世间很少得到实现。恰恰相反,人们常常痛心地看到魔鬼的意志在世间畅行无阻。
  如果世界真是由上帝创造并主宰的,那么我承认上帝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和出色的工程师,由他创造的世界是如此奇妙,由他设计的自然规律是如此周密。从浩瀚的宇宙到微小的粒子,整个世界是如此和谐、美丽、精巧,这需要多么巨大的力量、多么高超的智能!只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所居住的地球在茫茫的太空中绕着太阳公转,这个圈子的半径有一亿四千九百七十万公里,地球每公转一圈的时间却总是三百六十五天五小时四十八分四十六秒,误差则远不到一秒,这是多么惊人的精确度!请对照一下我们人类发明的火车,它沿着固定的铁轨行进,司机一路上还可以任意校正速度,可是要让它用匀速跑完一千公里而把到站的时间误差控制在一秒钟之内,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事。相对而言,设计地球的上帝是一位多么杰出的工程师!由上帝所设计的一切规律,比如物理学和化学的定律,基本上是万无一失的。一旦人们发现了某种例外,那只能说明他们对上帝的另一种更微妙的深层设计还没有充分的认识。有人对某些杰出的科学家竟然相信上帝的存在感到大惑不解,其实那是必然的事:科学家越是深入宇宙奥秘的核心,他就越对宇宙的精妙、有序感到震惊和钦佩,从而更加坚信上帝的存在。除了上帝,还有什么力量能设计出如此精妙的大千世界呢?牛顿发现了天体运动和天体力学的奥秘后,坚信那蕴藏在浩瀚宇宙内部的规律都出自上帝的意志。以至于纽约大学历史系教授弗兰克•曼纽在其《牛顿传》中断言:“近代科学源自牛顿对上帝的默想。”1975年,物理学家杨振宁读懂了数学中的“陈省身—韦伊定理”,忽然领悟到:“客观的宇宙奥秘与纯粹用优美这一价值观念发展出来的数学观念竟然完全吻合,那真是令人感到悚然。这种感觉恐怕和最高的宗教感是相同的吧。”在这些话中,上帝的身影已经呼之欲出了。西谚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我觉得不如改说:“科学家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假如科学家经过思考发现了某项宇宙奥秘,从而更加崇拜上帝,上帝也许会莞尔而笑:“孺子可教也。”假如哪位科学家自以为已经洞悉上帝的全部设计,上帝一定会捧腹大笑。
  相反,在人世间,上帝的存在及其工作成效就大可怀疑了。任何宗教的教义里都有惩恶奖善的原则,并把它视为上帝的意旨。可是有谁看到这个原则曾实现来着!我因此认为,上帝的知识和才能其实局限在理工科的范围之内,他对人文、社会学科是一窍不通的。我又认为当年由教皇来审判伽利略,真是彻底的错位。事实上只有优秀的科学家才真能充当上帝的代言人,教皇哪里懂得蕴藏在宇宙现象后面的上帝的智能!教皇所宣称的上帝意志则是彻头彻尾的胡说八道,连上帝本人对那些教义所涉及的人世间的原则也是一无所知的,更不要说将它们付诸实施了。牛顿说:“要想通过事物的现象来了解上帝,实在非自然哲学莫属。”仅凭这句话就足以剥夺教皇对上帝意志的解释权。尼采口出狂言:“上帝死了!”举世以为名言,其实真正的上帝何曾死去?那个作为杰出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上帝是永世长存的,他精心设计的宇宙奥秘将永远赢得科学家和工程师们五体投地的崇拜。尼采认为“死了”的只是宗教人士虚构出来的人类命运的主宰罢了。那个虚幻的上帝本来就不曾存在过,又何谓“死了”?
  中国人似乎从未创造出一位全知全能的人格化上帝来,但是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冥冥之中也存在着一种至高无上的力量,是它在主宰着人们的命运。人们有时称呼这种力量为“天”,有时又称它为“神”,偶尔也称之为“上帝”,例如《易•豫》中说:“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国语•晋语》中也有“天子祀上帝,公侯祀百辟”的话。《庄子•天运》说:“监照下土,天下戴之,此谓上皇。”所谓“
上皇”,含义也同于“上帝”。等到道教兴起之后,信徒们才创造出玉皇大帝等一系列神祇之名,从印度传来的佛教又带来了一大群菩萨。我们的先民遇到命运的不公正待遇时,往往难以认准一个确定的倾诉对象,只好漫无目的地对天悲鸣。司马迁在《屈原贾生列传》中说:“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父母听了你的倾诉后当然会用温情脉脉的安慰来抚平你心头的创伤,高高在上的苍天却总是装聋作哑,仿佛人间的一切苦难、不公都与他无关。于是司马迁对苍天发出了严厉的责问:“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絜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贵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如果说司马迁的上述追问是基于史学家对历史事实进行的归纳,那么关汉卿笔下的苦命女子窦娥则以她的亲身遭遇为依据对苍天发出了更加严厉的控诉。司马迁的追问仅仅怀疑天道的是非,窦娥却把控诉的矛头直指天地鬼神自身的品质,责备它们“怕硬欺软”,“顺水推船”、“不分好歹”、“错勘贤愚”!这些罪名本来都是人们用来批判人间的贪官、昏官的,可见在窦娥眼里,所谓的天地鬼神与人间的贪官昏官原是一丘之貉,它们根本没有资格承受人间的崇拜和敬仰,所以她直斥它们“何为地?”“枉做天!”这种来自民间的控诉少了几分温柔敦厚,多了几分尖锐泼辣,从而更加痛快淋漓,更加具有震撼人心的批判力量。
  那么,在古人心目中,冥冥之中到底有没有人类命运的主宰呢?换句话说,杜甫所追问的“天意”到底是否存在呢?
  在远古的时代,人们的力量远远不足以掌握自身的命运,当然会把掌管命运的权力托付给不可知的神秘力量。但古代的哲人们很快就开始怀疑所谓的“天道”了。早在春秋时代,郑国的子产就说过:“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对“天道”也即“天意”采取了不可知的态度。作为一个思想流派的儒家是“不语怪力乱神”的,他们把“神”与“怪、力、乱”并列为不予言说的对象,说明在他们的学说中根本没有为天地鬼神留下一席之地。孔子及其弟子偶然言及“天”或“命”,例如“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之类,其实都是指命运中不可预测的偶然性而言,并不真的认为冥冥之中有一位神祇在主宰人们的死生和富贵。老、庄的天命观具有自然主义的倾向,法家则极其重视人事,他们对天意都采取了不置可否的态度。只有墨子尊天事鬼,还说过“天之行广而无私,其施厚而不息,其明久而不衰”,但他同时又否定命定论,特设专章以论“非命”,可见他对于作为人类命运主宰的“天意”仍持保留态度。可惜先秦思想家们的清晰思想在后代逐渐蒙上了一层灰尘,汉代的董仲舒之流更把它弄得乌烟瘴气。东汉的王充常被今人视为“唯物主义者”,事实上他一向坚持命定论,在他的《论衡》中花费很大的篇幅来论证人生的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当然王充对人间的种种不公正并未视而不见,《论衡》中诸如“才高行洁,不可保以必富贵;能薄操浊,不可保以必卑贱”之类的话也是随处可见的,那些话语正是对“天意”的否定。
  到了南朝,发生了一次关于天命的著名讨论。南齐的范缜坚持“神灭论”,同时也反对因果报应之说。竟陵王萧子良诘难范缜说:“君不信因果,何得富贵贫贱?”范缜回答说:“人生如树花同发,随风而堕。自有拂帘幌坠于茵席之上,自有关篱墙落于粪溷之中。坠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粪溷者,下官是也。贵贱虽复殊途,因果竟在何处?”人们纷纷赞叹范缜论辩的巧妙,事实上他的论证在逻辑上存在着根本性的漏洞。风吹花落,飘坠异处,表面上看来都是出于偶然,事实上却受到物理学规律的制约。一朵花在枝头的位置,它飘落时所受到的风向、风力,这些因素决定了它坠落的地点在何处。一句话,树花飘落的去处是合乎逻辑的,是有因果可寻的,不妨说这是由那位身兼科学家和工程师二任的上帝决定的。至于人们的不同命运则很难用因果来解释了,因为存在着太多的偶然性,以至于我们无法相信它是由一位主宰在掌管的,除非那位主宰是个喜怒无常、毫无理性的家伙。
  以上的讨论也许过于沉闷了,还是让我们回到诗歌的领域里来吧。对于人世间的种种不公正,对于命运的毫无逻辑,敏感的诗人当然有着最深切的体会。在《诗经》中,我们读到了“悠悠苍天,此何人哉!”(《王风•黍离》)“天实为之,谓之何哉!”(《邶风•北门》)“倬彼昊天,宁不我矜?”(《大雅•桑柔》)等等吁天而
诉的篇章,诗人甚至直接谴责苍天的昏聩:“民今方殆,视天梦梦。既克有定,靡人弗胜。有皇上帝,伊谁云憎?”(《小雅•正月》)在《楚辞》中,我们既读到了对“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不公正现象的批判(《卜居》),又读到了对苍天的直接追问:“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哀郢》)《天问》则全篇都是对上苍的愤怒呵问,屈原一口气提出了一百七十二个问题,对宇宙之不可思议和人事之错乱无序提出质疑和问难。我觉得《天问》中关于宇宙的问题,上帝完全有能力作出解答。而关于人事的问题,诸如“天命反侧,何罚何佑?”恐怕上帝也只能敬谢不敏,因为那实在是毫无逻辑、毫无理由的一片乱象。
  到了汉代,士大夫诗人的批判声音渐趋消歇,只有匿名的“秦客”和“鲁生”在赵壹的赋中留下两首诗,前者曰:“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顺风激靡草,富贵者称贤。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伊优北堂上,抗脏倚门边。”然而民间的诘问不绝于耳。“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人民用歌谣对不合理、不公正的社会现象进行尖锐辛辣的讽刺,如果在这些歌谣中加上一句“为什么”的追问,它们就是出于民间的《天问》了。
  在唐宋以后的诗歌作品中,对不公正的命运的诘问成为最重要的主题倾向之一,以至于韩愈在送孟郊的序文中提出了“物不得其平则鸣”的著名原则。诗人们揭示出人世间的种种不平之事,向主宰人类命运的苍天提出了严厉的诘问。对于贤能之士终生贫贱、无德无能者反居高位的现象,李白说:“路逢斗鸡者,冠盖何辉赫。……世无洗耳翁,谁知尧与跖?”杜甫说:“纨绔不饿死,儒冠反误身。”对于历史人物的不公平遭遇,王维说:“卫青不败由天幸,李广无功缘数奇。”元稹说:“邓攸无子寻知命!”对于贤士怀才不遇、报国无门,崔珏痛悼李商隐:“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罗隐追悼历史上的才士:“洛阳贾谊自无命,少陵杜甫兼文。”陆游则慨叹自身之不遇:“元知造物心肠别,老却英雄似等闲。”对于民间的贫富悬殊、苦乐不均,杜甫说:“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北宋的张俞说:“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南宋的李好古追问:“谁在玉关辛苦,谁在玉楼歌舞?”对于人民无辜遭受战乱、灾荒的惨痛遭遇,李白诘问:“白骨成丘山,苍生竟何罪?”王令谴责说:“群农聚哭天,血滴地烂皮。苍苍冥冥远复远,天闻不闻不可知!”晚唐怀才不遇的罗隐甚至对着滔滔的黄河大发牢骚:“莫把阿胶此中倾,此中天意固难明。解通银汉应须曲,才出昆仑便不清!”清人王昙甚至抱着琵琶到项羽庙前去哭诉命运之不公:“江东馀子老王郎,来抱琵琶哭大王。如我文章遭鬼击,嗟渠身手竟天亡!”概括能力最强的杜甫把这一切纳入一句诗,那便是:“天意高难问!”是啊,面对着如此不公正的人间,谁能解释清楚其中所蕴藏的天意究竟是什么?善良的弱女子窦娥平白无故的遭到恶棍的肆意陷害,又遭到贪官的严刑逼供,她孤立无援,沉冤莫白,便以满腔血泪向天地鬼神提出了严厉的控诉。虽然关汉卿为她安排了“感天动地”的结局,但毕竟只是文学中的虚构。古往今来无数的冤魂屈死在贪官、昏官的冤狱之中,几曾真见有六月飞雪?
  诗歌本应是不平之鸣,诗人本应是人民的代言人,优秀的诗人除了慨叹自身的命运之外,更应该对普天下的不公正现象发出愤怒的抗议。明人康海的《寄生草》和清人郑燮的《道情》便是此类作品,它们揭示的不仅是自身所遭受的不公正,而是普天下古往今来的不公正。正因如此,它们抒发的不平之鸣就更为深沉、更为激烈。出自文人之手的这两首曲子当然比关汉卿为窦娥代拟的《滚绣球》稍为含蓄一些,郑燮的曲中还带有几分消极逃避的意味,但它们毕竟对所谓的天意提出了诘问,其感情维度与《滚绣球》如出一辙。当我们的命运中出现不公正的时候,读读这样的诗歌,至少有两重好处:一是你会感觉到你在人世间并不是彻底孤立无援,你只是无数不幸之人中的一员,你的不幸肯定会得到同病相怜者的同情,这种同情心是可以穿透时空间隔的。二是你会彻底抛弃对天地鬼神的幻想,古往今来无数的事例已经证明天意是高难问的,冥冥之中并不存在为人间主持正义的力量。与其把求助的目光望着高高在上的苍天,不如转过身来求助于包括自身在内的人间。人间的问题只能由人间来解决,上帝只是一位精通理工科的杰出人才,我们可以向他索取真理,但别指望能从他那儿找到正义,他对人文、社会的问题是无能为力的。 
  最后要补充的一点是,当你在生活中遭遇到不顺利、不公正时,不妨自己动手写诗抒发愤懑,并谴责那位尸位素餐的命运主宰(如果他是存在的话),这是我们不容剥夺的神圣权利,正如郑燮所说:“难道天公还钳恨口,不许长吁一两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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