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冥有鱼

西周历史年代学的扛鼎之作

——我读《西周纪年研究》

西周纪年是先秦史研究中绕不开的课题，尤其是先秦的历史年代学，更是以此为基点上溯夏商，下及秦汉，国内外学者倾力于此者颇多，但是鲜有一种声音能平息争论。近日贵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张闻玉、饶尚宽、王辉三位先生合著的《西周纪年研究》，在书中，结合传世文献、出土铜器和实际天象对西周各王王年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并编制了科学准确的西周历谱，想来关于西周王年的各种争议可以息讼矣。

张闻玉、饶尚宽二先生均受教于合肥张汝舟先生。汝舟先生为国学大师黄侃亲传弟子，对《史记》之《历术甲子篇》用工颇深，在古代天文历法上自成一家。两位先生登堂入室，得汝舟先生真传，在古天文历法上著述颇多，尤其是闻玉先生，被视为汝舟先生衣钵弟子，在国内外有一大批坚定的支持者。王辉先生为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专注于青铜器研究多年。三位先生联手推出的著作，当然值得期待。

《西周纪年研究》全书分为理论与方法、涉及西周年代的历史文献考释、西周铜器的年代考释、西周王年足徵、西周历谱、铜器铭文今译等六大部分，由理论方法到文献铜器考释，到历谱，最后是铜器铭文，循序渐进，为读者建立了一个清晰明确的西周王年研究系统。

作为近年来西周历史年代学研究少见的学术精品，本书立意深远，体大思精，创新之处甚多。要之，有以下几点：

一曰体例新。在生活节奏繁忙的今天，除了专门的学者，已经很少有人阅读学术性文章，很多学术论文又充满了过多的专业名词，让一般读者望而生畏，但是学术只有被大众接受才算达到了终极目的。《西周纪年研究》各个部分紧密联系，构建了一个宏大独特的理论体系，各篇章又相对独立成篇，深入浅出，读者可以当成独立的学术文章来看。不同专业、不同需求的读者可以各取所需。即使对于治学领域与历史无关的读者，本书的“西周历谱”依然可以为他们提供一个准确的西周王年的标准。本书另一个体例上的创新就在“西周历谱”上，本书的历谱由实际用历、四分历和实际天象三部分组成，实际用历依文献和出土铜器推定，四分历依据《史记·历数甲子篇》推演，实际天象采用张培瑜《中国先秦史历表》的数据。三者对比，为读者提供了可靠的西周历谱。

二曰方法正。“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只有运用正确的方法才能得出科学正确的结论。本书继承和发扬了张汝舟先生“三证合一”的方法，“三证合一”即传世文献、出土文物与实际天象三者互相印证。既不迷信文献，盲目信古；也不标新立异，武断疑古。在疑古和信古之间，走出了一条科学的“释古”之路。当文献、器物、天象三者不一致的时候，力求合理解释发生差异的原因，这和盲目迷古与武断疑古比起来，不啻是种“戴着镣铐的舞蹈”，因此也更见作者的学术功力和水准。

三曰不迷信。探讨西周王年，就不能不涉及对月相的研究，“月相四分说”因王国维首倡在海内外学林影响甚大，拥护者众多，却不知，因王国维不懂得四分历与实际天象存在3.06分的误差，“三百年辄差一日”，“月相四分说”实属观堂先生向壁虚构之理论。因为王国维先生在学术界的崇高地位，即使是有人质疑也因为人微言轻而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万众瞩目的断代工程就 “断代工程”中运用的就是“四分说”，甚至在此基础上走得更远，衍生出“二分说”。方法不对头，得出的结论可想而知。张、饶两位先生生多年以来一直否定四分说，是国内力主定点说的代表人物。在实际考据运用中，失闰不得超过半月，失朔不得超过半日，即四分历的499/940日，超过此标准的，宁可弃而不用。这样严格的标准与失之宽泛的“四分说”比起来，高下立判。书中多有详尽、系统的阐述和科学、灵活的应用，相信读者阅读之后自有判断。

书中还有很多富于创建的观点和理论，如：通过两周昭穆制度的考释对共孝懿夷王序王年的重新安排；通过对眉县出土铜器的考证，断定宣王纪年存在两个体系。尤其是闻玉先生通过对出土铜器多年的深入研究总结出的十条铜器历日研究条例可称是发千载未发之覆，道前人未道之言，颇具开创之功的文章。

作为“十年磨一剑”的厚积薄发之作，作为德高望重的三位先生的联手之作，书中可圈可点之处甚多。除了学术创新之外，本书行文态度从容，词气谦和，祥和之气，溢于字里行间。即使对于亟待针砭的观点，遣词用语，亦毫无戏谑轻佻，无一丝杀伐暴戾之气，历史的柔美高贵气质毕现。

以上只是笔者的一得之见，以笔者愚陋的资质尚能在书中获益良多，相信各位读者一定能够在本书中吸取更多的学术养分。对于以先秦历史为研究对象的学者和历史爱好者，本书都是一本不可或缺的经典之作。

 张金宝

 2010年10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