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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冥有鱼

阐旧邦以辅新命; 极高明而道中庸。

 
 
 

日志

 
 
关于我

北冥有鱼,其名曰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齐谐者,志怪者也。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 ------《庄子·逍遥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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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学问之路  

2011-03-22 08:32:1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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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讲录

中国人的学问之路

                      ------- 传统小学课的开场白·

中国人的学问是从传统小学的基础上开始的,这也是现在做学问的人需要有扎实的小学基础的原因。

传统小学四个字中,重点就是小学,小学是传统的不是外来的,但主要内容就是小学。要理解小学就要先弄懂什么是国学。简单说,国学是中国的学问,中国人的学问。

天下学问之事

要清楚什么是中国学问,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学问。清代古文学派安徽的姚鼐是古文大家。姚鼐在解说学问时候这样说:“天下学问之事,有义理、辞章、考据三者之分。”也就是说天下学问分三类。“异趋而同为不可废。”它们有不同但是同样不可废。学问之三者,三个内容不能偏废,做学问这三样都要有,才叫一个学者。辞海在引用“辞章”这个词时写作“词章”,这个是异文。

义理,过去讲的是经义,儒家经典中的精要之说。义理就是探究明理的学问,讲明事理的学问。后来这个义理就成为宋代以来的道学,称为义理之学,道学称为理学或义理之学。这个理学或道学是宋明理学家的哲学思想,这个是狭义的义理。宋儒和汉儒不同,对儒学的研究,汉儒主要是指古文经学派,侧重于名物训诂。经书中儒家经典主要是探求名物典章制度以及字词的解说,是抠字眼的。宋儒就是阐释义理,兼谈性命。所以宋儒和汉儒是不同的。宋儒的创始人是周敦颐、张载还有二程(程颢、程颐),朱熹是宋儒的集大成者。汉儒到了郑玄(郑康成)是集大成者。宋儒与汉儒不同,宋儒谈义理,义理比较抽象;汉儒就比较实在,名物制度典章字词的考证。清代学问主流传统是恢复汉学,对宋儒有所批评,他们对宋儒空谈义理很反感。为什么呢?中国学问的传统是实实在在的,不重空谈,什么都要搞清楚来龙去脉,落到实处。务实是中华民族的基本传统,所以夸夸其谈在中国人眼里是贬义的,并不赞美,说大话是受到社会鄙视的。这里谈的是义理。

辞章有的写成词章(如上面提到的《辞海》中),姚鼐的话,辞章是诗文的总结,中国古代诗文的汇总、总称。

考证又称考据,他是研究历史研究语言的一种方法,是根据事实进行考核,根据事实的考核或例证,归纳出一个可行的材料,作出一定的结论,这是中国人做学问的方法。西方同中国不同,西方文化强调推理,逻辑演绎,中国过去古人叫名辩之学,而名辩之学没得到很好的发展。反而是汉学强调考据考证,大量的例证。所以清代有句做学问的口头禅:“例不十,法不立。”“十”就是多,很多很多。例证不多,规律成立不了,结论就得不出来。中国人做学问,两汉叫汉学,清代继承汉学也叫朴学,强调例证,拿出证据来。考据就是通过大量的例证,提供可行的材料,从文献上来说就是文献材料,在这里是讲求言必有据。考据的方法主要是训诂、校勘以及资料收集整理。这在清代乾嘉时期最为盛行,所以称之为“乾嘉之学”、“乾嘉学派”。

学问之三者的关系

学问的基本内容就是这三者,但这三者并不是等列的。哲理是反映思想,认识社会之思想的深度;辞章就是文字上的功夫;考证就是研究方法。归纳此三者:植根于哲理,思想就显得很深邃,就是一种哲学家的思想;依托于辞章,文字就体现出一种恢宏,显得很有气势。读郭沫若的文章就会感到,作为文学家其作品所体现的一种气势,就是与众不同。归宿于考证,研究就必然充实,实实在在。所以归纳中国学问三个部分是不一样的,但又是三者不可偏废,需要同样深入研究下工夫。作为一个学问家,作为一个大学者,此三者是否融会贯通,都能从其文章内容中体现。我去年在书店买了一本书,写戴震的,平时抽空看一看。此书是一位学哲学的人写的,内容不错,但是文辞不美,写作功夫一般,文字功力有待精进。作者在写作方面,叙述平淡,缺乏一种气势,缺乏感染力。这本书主要是从哲学角度进行探讨,作者从戴震的哲学思想这个角度写的。当然,还可以从其他方面来写戴震。所以看一本书,读一篇文章,也能看出作者驾驭文字的能力。前些年我读过一本《论语×解》,着重阐释《论语》义理,很受启发。作者也算大家。只觉得还缺乏文字考证功夫,作为一个大学者这方面的欠缺就很明显。由此体会姚鼐所讲三者不可偏废有道理,三者都重要。所以姚鼐说,“三者不可偏废,必义理以为质,然后辞章有所恃”(借助优美文字把义理阐发出来),“考据有所归”,通过考据使内容实实在在。就是不偏废,三者都重要。

用我们现代的话来说,辞章就是文学。小学生课本上的基本上都是文学,文学是表达感情的,表情达意,将心里想的写起来。情感的东西有个性,是个人的,不讲普世价值,文章的个性突出个人情感,个人内心感受,所以表达方式不同,文章写法也不同。个人的表达自己写出来就是作家或者说是作者,而读文章的就是读者。作者是表达自己的感情,读者是读别人的感情,领会别人写出来的感情。有人说这篇文章写的好,有人就认为很差,这就体现为读者之间感情的个性。电影《芙蓉镇》每个人的评价就不同。有人说写得好,反映得很真实,有人就认为这揭露了社会的黑暗,是给新社会抹黑。认识的分歧就在于情感的个性,情感不是普世的,所以有人说从学问这个角度来评价,文学就是比较初级的、起步的,但却又是离不得的。写东西是把自己的情感表达出来,而读他人的作品是领会他人表达的情感。我们往往既要当作者又要当读者。正因为感情的个性化,体现为个人的东西,所以它作为起步,是基础的东西,是比较低一档的东西,低层的东西,但读与写又是人人都要具备的基本技能。社会丰富的文化生活,文化交流,大多是由文学(辞章)来推动的来完成的。他有最广大的群众基础,任何人接受文化文明,都得从文学起始。文学是民众的精神食粮,她滋养着中华儿女以及她的子子孙孙。无论对文学有怎么高的评价也不会过分。从学问的层面讲,她相当于人生的青少年时期,远远没有成熟。

进入义理阶段就不同了,义理我们用现代话来讲就是哲学,由文学而哲学就升了一个台阶,上了一个档次。文学是以情感人,写出自己的感情,去感动别人,启示别人。哲学则强调“理”,哲学以理服人,讲道理,理是抽象的。文学作品是实实在在的,不需要讲道理,讲道理就不是文学了,文学是活生生的形象的体现。哲学就必须讲道理,不讲道理就没有理,哲学中有一个普世价值,大家所共同认识的内容。这在我们的学习阶段中也有体现:比较小学生和中学生、大学生就不一样了,小学生不能讲道理,只知道实实在在的“这是张桌子”,“这是个凳子”。所以现在给小学生讲政治啊什么主义啊是没有意义的,应该让学生做一些打扫卫生之类实实在在的事情。不要给小学生说发扬雷锋精神、共产主义这些,因为对他们来说都是空洞难明的理,都没有用。现在教育就坏在这个地方,从小就开政治课,空洞无味。过去小学的政治就叫“操行”,操就是操作。老师就记录,某某同学打扫教室卫生,打扫厕所卫生,做好事帮助某某同学。这样的记录就是适合小学生的行为,是具体的活生生的低级的起步。到了一定的阶段,由形象思维进入感性思维,道理就来了,学生大一点就可以讲道理了,这里就体现出哲理是要高一个层次的。愚昧的人不能讲道理,中国有个道理,我后来悟出一点了:中国很多中心城市或者省会城市是建过都城的,如云南大理国,还有七大古都,开封、长安、洛阳、北京、南京、杭州等等,还有成都,刘备父子在那里当过皇帝,这些建过都的地方的人比较懂礼仪,大官出来都要回避让道,走路的人要停下来回避,不然要抓起来甚至杀头,都比较懂规矩。乡下人进城就不懂规矩、规则,没有规矩、规则的概念,就是一种文化的落差。文化传承不同,这些就是影响,是“礼”之影响的体现。

当然中国古代传统讲的还是儒家经典,过去的说法就是经学。本来诸子百家的经典都可以叫经学,中国传统文化除了儒家经典,当然还有道家,道家的道德经也是经。后来儒家独占了,独尊儒术之后做学问的人主要研究儒家经典,以儒学作为主要研究对象。

严格来说经学与哲学还有不同。儒家的这一套是讲规矩,讲“礼”,礼仪,以“礼”为中心,比较实在,作揖磕头也好,三跪九叩也好,走路前后也好,吃饭的座次也好,“礼”是主体,主要是规范社会生活,严格来说谈不上哲学。真正的哲学还是老庄,所以外国人研究中国哲学还是研究老庄,但有的人把儒家的“礼”当成哲学,不全对。事实上经学也不过是哲学的一部分,包含在哲学里面。中国哲学有道家和儒家,缺一不可,儒家的“礼”规范、管制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对于人生怎么过,死了如何葬,如何悼念这些问题都讲得清清楚楚。道家研究不同,主要还是讲人生哲理,但是这两者我们把他糅合在一起就是义理的东西。义理的东西比较起文学的东西就档次高一些,大家都能共同理解,一个人没有思想不讲理,就完了,他就是比较低档的了。

再说考证、考据。考据主要是研究历史、语言的一种方法。美国建国仅两百多年,而中华有五千年,五千年的历史很长,五千年历史中间有很多史实和过往的材料,文献记载也多。中华文化的特点不仅悠长,另外还有一点,从古到今世界其他文明古国埃及希腊都不能和中国比,——中国古老文明是一直延续的,埃及、希腊文化断层了,中间连接不起来,但中华文明一直延续不断,悠长而延绵不绝,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对前朝的考证研究在文化生活当中非常重要,如果学者不对前朝进行研究就不能叫学问。因此,必须由经学而史学,再上一个台阶。

我们五千年的考证史学,用考证的研究方法,体现的是文化。中华传统文化,五千年文明,就是通过历史学来体现,通过史学来研究的。如果对五千年历史研究很少就不能叫做学问,而如果研究哲学不懂历史也就很浅,是不够的,必须深化。走完文学、经学、史学的全过程才能说研究了中国学问,才能算是一个学问家。

史学在中学有历史老师专门开课,但历史老师讲的是过去的事,改朝换代、农民起义、民族迁徙都是历史的事,这是不够的,也是不客观的。历史可以由统治者来写,胜者王败者寇,这是受政治操纵。历史过去太从属于政治、屈从于政治,所以历史成了受人鄙视的假货,被认为是无价值的。在很多历史事实上,都存在不客观的甚至完全相反的解释,这是政治家在玩弄,在曲解,掩盖了历史的本真面目。这种历史屈服于政治的情况过去是很多的,因此史学要从政治的束缚之下解脱出来并不容易。而做学问的就是要这样做,要摆脱政治的桎梏,恢复本来面目。中国古代史学家是不怕的,杀头都不怕,有很多记载。

史官必须实事求是、实话实说,“史”就是正义,中而直,不偏不歪。“史”字的写法就是“手持中”,记录事实不偏不歪的,就是史官。史官古代是很权威的,秉笔直书。而我们的史学长期在专制制度下被权术玩弄,所以只能讲事,而未必是实。有些事已经是被歪曲了的,所以我们要恢复本来面目,而恢复的目的是传扬中华文化。历史老师虽然故事讲得好,但不讲事实本质,或者讲不出事实本质,或者不敢讲出事实的本质。现在讲历史就是要体现文化。举个例,康熙皇帝是满人,有两个老师,一个是满文的老师,一个是汉文老师。汉师经常给他讲故事,满文老师讲一阵就没有讲的了,汉师学问大自然就讲得多,从前朝到后代,越讲越精深。康熙就非常喜欢汉文化,不喜欢满文老师,所以后来他就提出了“满汉一体”。满汉一体,表现的就是非常崇敬汉族的历史文化,我写文章说他虽然是满族人的血统,但是思想文化是汉族的,被汉化了。康熙皇帝思想得到很多汉人支持,他用汉文化感动汉人,削藩达到了大一统,收复台湾也是康熙完成。从表面上看是他的个人能力完成了大一统,实际上是被汉文化征服了,满汉才能一家、一体。这就是历史。就像现在男女之间往往在外人看来彼此不般配不匹配的,但最终却能在一起,这就是文化交流文化征服,这就是文化的影响。解放后有个诗人闻捷,写诗很出名,写了很多诗,特别写新疆比如《天山牧歌》之类的好诗。文革时他遭批判,下到福建的某个农场,上海的革命组织派了一个造反派头目监督他,派去监督的是个女造反派,结果就爱上了这个闻捷。后来两人申请结婚,当然不被允许,闻捷被逼自杀了。本来去监管他的女造反派头目却偏偏爱上了他,要和他结婚,这就是文化崇拜、文化征服。更早的一个例子是周武王取天下以后,没有杀商纣王的儿子武庚,而是把殷商后人聚集起来,让武庚继续治理商民,但是派了三个弟兄(三监),管叔、蔡叔、霍叔去监管武庚。最后这三监不仅不监管他,还支持他搞反叛,这就是武庚之乱,逼得周公东征。这从表面看只是个历史事实,如果对中国古代殷商文化进行研究就会知道,武庚所代表的商文化,在中国古代是灿烂辉煌的,影响很大。甲骨文里称商为大邑商,就是其文化影响太大了。而周朝是小邦周,一个偏僻文化落后的邦国,虽然取代了商,但文化影响太小太小。也就是说商文化是强势的,周文化是弱势的,彼此档次不同,影响不一样。武庚叛乱居然还得到了三监的支持。透过现象来看,实际上还是一种文化征服,没有别的解释。所以说文化的无形力量是强大的,我们做学问就是要体现这种文化气质,言行举止、文章学问就要体现这种气质。因此现在的历史系要加一个文化在上面,不单独叫历史系、历史学院,叫历史文化学院,强调文化,这是最本质的东西,本来历史体现的就是文化嘛。五千年文明体现的就是中华传统文化,所以史学的东西看似好像是一种历史事实的研究,实质上折射的是文化,是传统文化。

中国的学问,辞章、义理、史学都是通过文献典籍来体现的。研究中国学问,必须要读得通文献,读懂文献才能研究,要有这个本领,这个本事就是小学。所以在经学之下有门学问叫小学。为了要读经,小学是经学的一部分,是经学的附庸,是经学的基础与工具,这就是小学的地位。我们的儒家经典多,有所谓“十三经”,重点读的就是儒家经典,所以小学这门功课很重要。读不懂文献就无法研究,所以我们的课就是一门工具课,没有小学功夫读不懂文献就不能研究,曲解文献当然更不能进行研究。开设小学课就是在这方面打些基础,过去在中文专业开设小学就是掌握做学问的基本功,小学中学的时候所学的都是基础,还远远不够。中国学问之大无所不有,大学还开设古代汉语,高年级中文系还开三门基础课:文字学、声韵学,训诂学。这三门课严格总归起来就是小学的内容,所以小学就应该包括文字、声韵,训诂。

传统小学的教学方法

过去传统的学校是私塾学校,民国后农村乡下都还是有私塾。我们解放后,从中央到地方都要建立政权,都有国家办的学校。民国的时候乡下还是请先生,我们这一代小时候就是乡民乡亲请个好老师,办个私塾。私塾学堂,是几千年的传统,不受国家控制,我们现在叫民办。现在民办受公家控制,用教材什么开什么课国家教育部门要审定,过去就不受政府管,他有传统的教法。传统的语文教学是按私塾教育的模式来的,教育部曾经有些专家,比如张志公就专门研究中国传统语文教法。最早认字是诵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所谓“三、百、千”。开始讲一些具体道德规范,边认字,边学习儒家经典,这就是最初的认字阶段。下一步读《幼学琼林》,全是历史掌故;再是四书五经。再进一步读诸子百家,都是有步骤的。我们现在办的私塾学校都是很散乱的,五花八门。现在的学校没把学生教好,没有道德规范和信仰,那些讲传统文化的学校却很弱势,还在萌芽状态。没有政府支持,得不到教育部门的认可,很难办好啊。

我生在解放前,那时候住在外婆家,那乡下就有一个私塾,我就跟着去读私塾,认了字后把四书读完了,背完了,一篇篇都背了这很有好处。从小读书,动不动都要背书,所以后来就觉得背诵不难,甚至我上大学时候都还觉得有用,学习就不觉得苦。

我在中学教书时也要求学生背书,开初学生眼睛都瞪着看我,后来我自己也背,学生见我背就都跟着背,学生的学习兴趣渐渐浓烈。半年过后读书兴趣就大大提高,语文成绩突飞猛进,考上了大学后几乎都是文字方面的骨干,办墙报、写短稿,不落人后。学生回来都说背了很多有用的东西。我到贵大教书,也让学生背书,口头禅“不背书等于零”。一是成绩不及格,二是不背书什么都没学到。学生听话的认真背书的都学得好。王力主编的古汉语四大本都讲得完,讲第一册背颂第三册,讲第二册背颂第四册。我的一个个学生出来后都认为自己不弱于那些名校学中文的,他们聚会时我去得晚,但是掌声轰响。他们说都是因为我要求严格,有不按要求背书的要被我记着,有些怕。我认为对学生要“逼”,要加压,人都是逼出来的,鞭策就是力量,学生就是需要不断鞭策。人有惰性,所以过去的私塾教育要求背书这一点好得很,尤其对于学中国文学、历史、哲学的。希望你们多读经典,还要背诵名篇。

古代的教育方法是好的,读书就是要刻苦,读不出来就要被淘汰。做学问的人须明白,学问的基本功必须在小学,必须有小学功夫。小学的功夫就是讲文字声韵学,就是字词句,就是抠字眼,就是把古代文献里的字词弄得清清楚楚,一个一个字弄得清清楚楚,弄清楚了真正了解了才能做学问,但是现在很多人都弄不清楚。“学而优则仕”,学问做好了就去当官,并非如此,这是一知半解的胡乱引申。小学基本点是汉字,汉字还是最基本的,认得汉字是表面的,汉字还蕴含着更深的东西,所以汉学家治学方法就是以字通经。这个就是治学方法,治经就是先要读经,方法就是通训诂,训诂不通就不能通经,“圣人之道比如宫墙,文字训诂其门径也。不得门径安能升堂入室乎?”文字训诂就是门径,通经的门径。基本教材就是《说文解字》。最简单的是中华书局的那个版本,深入一点的就是清代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所以说每人至少要有一本,有一本做依托,我们还要做讲解。要学好,工具书缺不了。文字学还是小学的基础,以文字为基础,再讲词法,词与词的组合关系,再讲句法,就是主谓宾那一套。给大家印的就是我的《语文语法刍议》,另外《古音学基础》也是要讲的,《汉字解读》也是专门谈文字的。所以说,治经方法就是以字通经。

小学的传承

读书是要有条件的,尤其是在古代只有富裕人家有条件读书,因为要有藏书,要买得起书。江南乃富庶之地,自古以来江南的书香门第很多,这中间就产生了很多吃穿不愁又不愿做官只想读书的人,我们称这类人为“闲适文人”。有些人终身做学问,就出了很多大学问家,他们批判宋儒的那套方法,形成一种传统。首先该说的就是婺源的江永。那时的婺源属安徽。江永学问很大,天文地理无所不通。戴震20岁时拜江永为师,那时候江永63岁。江永是清代皖派经学研究的开山祖师,所以戴震向江永求学。江永对于三礼的研究,对声韵的研究都是独到的。戴震终身敬佩江永的学问,拜江永为师由此开始了清代朴学一代的传承。这个就是师承。这就是演绎到后世的“江戴辉光”。

戴震科举考试考几次都没有考上,是因为他不喜欢当时的八股文所以不能中举。但是他学问大,后来就去整理四库全书的典籍。戴震的影响很大,江南很多名士拜他为师,其中著名的是王念孙,其著作是《广雅书证》。段玉裁也是戴震的弟子,段玉裁的主要著作是《说文解字注》。当然戴震的弟子很多,但这两个是很著名的。江永主要是对三礼的研究,而戴震主要著作《孟子字义疏证》,四库全书的编著中很多典籍都是戴震来处理的。有关天文地理算学、语言文字学、部分古经校勘纂修等最艰深的部分都是戴震完成。他对程朱理学的批判足以彪炳史册,他光大汉学,让清代朴学光芒万丈。段玉裁的学生陈奂,著《诗毛氏传疏》,他对诗经有研究,见解非常独到。陈奂的学问传给俞樾(曲园)。俞樾是研究红楼梦专家俞平伯的祖父。后来因为做考官主持考试,题目未出好而被举报免官,但他本人很有学问所以去开书院教书,有一个学生叫章太炎。到清末章太炎闹革命俞樾就不认他了,但是学问的传承是不能否认的。章太炎在清末既是大学问家,又是革命家,影响很大。其著名弟子黄侃,也就是中央大学著名教授黄季刚,还没来及著书五十岁就过世了,收录的文章也只有十八篇,主要是对章太炎的文字声韵的发挥。此人很有学问,日本人认不得的字请教他,他都能说清楚出处,日本人都佩服他。清末民国初还有一位大学问家就是刘师培。近代就这么三位大师级学者,国学大师,章太炎、刘师培、黄侃。这些人都继承了传统学问,刘师培是家学,祖孙四代研究《左传》,一经通而通诸经的大学问家。这三位既是师生关系,也是朋友关系,刘师培给黄侃传经学,所以黄侃点校十三经有很好的功夫。黄侃在中央大任教授,弟子很多。其中一个陆宗达,文字学功夫极好,是原人大副委员长北师大许嘉璐的老师,学问就是这样一代一代承传下来的。黄侃的弟子到台湾去的有潘重规、林尹,大陆还有刘博平、殷孟伦、程千帆、黄寿祺等等,贵州大学张汝舟先生也是他的弟子。

乾嘉学术还是戴震影响最大,封疆大吏阮元学宗戴震,写《镜花缘》的李汝珍也师从戴震。清代著名学者凌廷堪、孙星衍、俞正夑、孙诒让、龚自珍等等都是江、戴的学术传人。戴震的经学通过高邮王氏父子、段玉裁、陈奂,到俞樾,再到章太炎。章太炎先生弟子也多。鲁迅是从章太炎受业的,是戴震的五传弟子,是戴震批判精神的继承者。当代还有南京师大的徐复、四川师大的汤炳正,也师承太炎先生。这个就是传统的继承,学问的继承。

西化同传统不一样,包括胡适等受西方文化方方面面的影响与传统不同,研究方法不同,西方强调逻辑推理,胡适提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大胆假设就是推理,大胆假设是主体。而中国传统讲例证,什么都要有证据,这个字如何写,甲骨文有,金文也有。有个外国人对中国的汉字情有独钟,经二十年努力,把中国汉字的各种写法收录起来,一个“马”字他从甲骨文、金文、小篆中找到一百九十多种写法。中国传统的研究方法重例证,资料收集就格外重要,功夫也是要下很多的。传统里面强调例子,不乱说,写文章的时间、作者名字务必要有,发短信也要留名字嘛。不写不好。传统文化就是讲究这些,不写不符合文字规矩,写上名字是负责任,落个时间是历史的记载,这就是中西方文化的不同,也就是环境背景的不同。中国传统文化讲究实实在在,不虚妄,不空。这就是传统,我们讲这套是有根有据,有师承关系的。江永、戴震是安徽人,是皖学,中国的学问从他们来,传承到大江南北。西方来的学问首先冲击北京,所以在北方影响大,南方主要是章黄学派,传统那一套,搞小学搞训诂研究的。全国一流刊物《古汉语研究》办在长沙,湖南师大校内,那是传统小学的一个阵地。中国社科院办的杂志《中国语文》,主流还是西化那一套。

小学功夫的重要性

传统注重小学功夫,小学功夫必须好,基本功扎实。传统的学术以小学为基本功,再去发展。基本功不好,只能在底层徘徊,不能做学问,所以开课的目的是必须在这方面打好基础,再做研究,先写小考据,再做大文章。现在有些古文字学家考证某个字,有什么看法见解,百把字就可以了。无话则短嘛。所以必须会写考据文字,有点想法就写出来,点点滴滴成文章。黄侃的文章就是点点滴滴小文章十八篇遗书,其中有大学问。写得多也不一定有用,写文章要精要,而后让读者去发挥,这就是大学问。小学功夫深是很重要的。有本书中讲,胡适有一次和章太炎、黄侃先生闲谈,引用诗经的文字,他就闹了个笑话。言谈之间胡适讲到《诗经·周南》中“为絺为绤”这么句话,他读作“为絺(xi)为綌(gu)”,认字认了半边。章太炎后来在苏州讲学还提到此事。絺读chī,就是细麻布;綌读xì,就是粗麻布。为絺为绤,就是做细麻布衣服,又做粗麻布的衣服。古代布料有丝和麻两种,贵族才有资格穿丝织品。麻布又叫葛布,普通人就穿麻布,细麻布现代人叫夏布。章太炎为何讥笑他,因为他错读误读,在小学上没下功夫。前几年贵大请了北大一个很有名气的教授来做学术报告,讲佛学的。当时我和梅院长去听,讲话错别字多,比如西天取经的和尚玄奘(zàng),他读作玄奘(zhuāng),这就是没有基本功夫,后来我们中途就走了,不是他讲得不好,只是小学功夫差。郭沫若是文学家,文章写得好,有气势,读起来让人心潮澎湃,但是小学功夫也差,当然“差”是比较大学问家来说。朱光潜有文章《咬文嚼字》说他把“你有革命家的风度”改为“你这革命家的风度”是语法不通,“改得并不很妥”。郭沫若写了一本书叫《李白与杜甫》,其中不乏古诗译文。毛老人家喜欢李白不喜欢杜甫,但是传统认为杜甫好,李白的浪漫中国人不喜欢,中国人是务实的,所以喜欢杜甫。郭沫若有拍马屁之嫌,专门写这本书贬杜扬李。其中杜甫《无家别》诗中有一句是“但对狐与狸,竖毛怒我啼”。讲的是一个男子经过离乱五年归来,家已不家,家狗变成野狗(狐,指毛狗),家猫变成野猫(狸,狸猫),都不认得他了,还对他狂叫。郭沫若把它理解为狐狸,“面对我的是一只狐狸,耸着毛,向我嚎啼。”这就是小学没下过功夫,“狐狸”在《诗经·七月》里解释的很清楚:狐是狐,狸是狸。出现的这些问题就是硬伤,虽然并不影响他作为文学家的伟大,但是小学功夫之重要,绝不能忽略。不管怎么说,小学重要,特别是研究学问少不得,所以清代张之洞讲,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学问一步一步的,小学就是基础,以字通经,由小学通经,没有小学功夫学问就免谈。

                          课堂讲授    程雪 根据录音整理

金宝谨按:此文是闻玉恩师为贵州大学研究生讲授传统小学课程的开场白,由恩师的女弟子程雪根据录音整理,恩师电传与我学习。闻玉恩师早年受教于全椒张汝舟先生,后随吉林大学金景芳先生习周易。故先生于传统小学、天文历法及周易均造诣颇深,尤其是古代天文历法,堪称独步海内。所讲内容,侍坐贵大之时,先生均有提及,窃以为,先生之讲座堪为初学者入门之指示。奇文共欣赏,余不敢私,与诸君共赏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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