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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冥有鱼

阐旧邦以辅新命; 极高明而道中庸。

 
 
 

日志

 
 
关于我

北冥有鱼,其名曰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齐谐者,志怪者也。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 ------《庄子·逍遥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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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逸周书》补译·三则  

2014-08-05 10:26:26|  分类: 转载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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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张闻玉《《逸周书》补译·三则》

 《逸周书》补译·三則

《逸周书全译》2000年出版后,陆续发现一些当初没有处理好的几个问题,现归并如下。

 

              一  关于“五称三穷” 

   《逸周书·太子晋》第六十四载,“晋平公使叔誉于周,见太子晋而与之言,五称而三穷,逡巡而退。”其中,“五称三穷”就不好理解。我当年在《逸周书全译》中也仅就字面作了解说。五称,称举五事。译文是:叔向见到太子晋并与之交谈,讲了五件事有三件事无言以对,很惭愧地退了出来。

    后来,师旷又去见太子晋,一件一件称举五事,太子晋一一作答。“五称”在师旷与太子晋对话中得以印证。就是客人称说五事,或者说提出五个问题,主人加以解答,以衡量主人的水平。“衡量”就是称、称量。反过来,主人也可以提出五个或三个问题,来称量客人的水平。这就如同今天的辩论竞赛,反方、辩方,彼此对答。高下胜负,泾渭分明。自今而上溯,可以明白,春秋战国时期,这种辩论形式已经存在。

    罗加湘的研究文章引证白居易《白氏六帖事类集》,其37引《帝王世纪》云:“晋平公使叔誉聘周,见太子晋,与之言,五胜之,叔誉三穷。”这应该是“五称三穷”的确解。说得更明白些,叔誉称说五件事,太子晋一一对答,取得五胜;太子晋称说三件事,而叔誉无言以对,算是“三穷”。这个十五岁的太子晋,智慧过人,让叔誉深深佩服。文章的主体是晋国大夫师旷与太子晋的对话,“五称五胜”记录得完完整整。最早去的叔誉,与太子晋的对答只是写法上的一个铺垫,在叔誉口里,胜负明确,“五称而三穷”就足够了。在叔誉看来,“五称五胜”是个常识问题,他已经说得清清楚楚。后人不懂得这个辩论游戏,还以为叔誉表述不够完整,容易造成误解。后人仅从字面上解说“五称三穷”,自然不得要领。

    司马迁《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中有一个实例,齐威王时候,淳于髡与邹忌子五称五胜的辩论。淳于髡称举五事,邹忌子一一作答,淳于髡算是“五称”,邹忌子算是“五胜”。辩论结束,淳于髡出门就说,“吾语之微言五,其应我若响之应声。”即,我提了五个小问题,他竟然对答如流,应声而出。由此看出,淳于髡的“微言五”,叔誉自言“五称”,就意味着对方的五胜,不需要更多的表述。叔誉自言“三穷”,就意味着对方“三胜”,也不需要更多的表述。这些言外之意,当初我是没有领悟的。                                                     

 

                二   何必君更

    殷祝第六十六:以薄之君,济民之残,何必君更?

    原译本语意含糊,不足取。西南大学刘韵叶先生指出,今正之。

济民之残:济,补充;残,少。成汤初始,威望高而士民少,故依附成汤便是“济民之残”,补充那里百姓的不足。

何必君更:更,调换。为何一定要把君王条换成你这个夏桀啊。这是士民回到夏桀身边后发泄的怨言。

夏桀之时,士民争相扶老携幼奔赴成汤所在地亳(薄)。夏桀恐慌了,以退为进,表示让国于汤。成汤一面告诫夏桀改恶从善,一面劝导百姓还是回到桀的身边。士民虽勉强接受成汤的劝告,心中对夏桀仍怀不满,所以说:“我们以亳(薄)地的成汤为君王,原意去当他的老百姓,想不到我们的君王又换成你这个夏桀了。”怨恨之情,溢于言表。

                三  关于“丰保”      

    《丰保第二十一》首段:

维王二十三祀庚子朔,九州之侯咸格于周。王在丰,昧爽,立于少庭。王告国公旦曰:“呜呼!诸侯咸格来庆,辛苦役商,吾何保守,何用行?”旦拜手稽首曰:“商为无道,弃德刑范,欺侮群臣,辛苦百姓,忍辱诸侯,莫大之纲福其亡,亡人惟庸。王其祀,德纯礼明,允无二,卑位柔色金声以合之。”王乃命三公九卿及百姓之人曰:“恭敬斋洁,咸格而祀于上帝。”商馈始于王。因飨诸侯,重礼庶吏,出送于郊,樹岷于崇。   

这段文字,过去史学界是忽视了的,或者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它至少给我们传递了如下信息。

1、“庚子朔反映的是朔望月历制。《尚书·尧典》云:“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中国历术,从尧舜起就是阴阳合历体制。《逸周书》反映出,这是阴阳合历体制下的朔望月历制。除了这个“庚子朔”,还有《宝典》“二月丙辰朔”,《史记第六十一》“朔望以闻”,《小开》“正月丙子拜望食无时”,《大戒》“维正月既生魄”,《柔武》“一月既生魄”,《小开武》“一月既生魄”。《大开》“维王二月既生魄”,《谥法》“维三月既生魄”,《本典》“维四月既生魄”,根本不存在“朏为月首”的事。先民重朔望,朔为吉日,望(既生魄)亦为吉日。十五月亮十六圆,十六既望亦得为吉日。朔在月初一,初吉为朔,朔为初吉,自在情理之中。今人的许多误解误释都可以澄清。

2、关于“维二十三祀”。武王无二十三祀,文王二十三年与“王在丰”相违。文例当是“维王十三祀”。《帝王世纪》载“文王四十二年,……更为受命之元年,始称王矣。”今本《竹书纪年》“(帝辛)三十四年,伐崇,崇人降。”《周本纪》“伐崇侯虎,而作丰邑。”今本《竹书纪年》“三十五年,周大饥,西伯自程迁丰。”知文王受命三年迁丰。文王“终时受命九年。”(引《毛诗疏》)武王十一年,周始伐商。武王十二年即“克殷二年,天下位宁而崩。”(引《史记·封禅书》)知武王无二十三年,也无十三年。若将文王受命之年延续,,文王十三年即武王即位四年合公元前1113年,有丑正四月庚子朔。知文王虽逝,武王亦用文王受命连属纪年,有代父治周之意,后来伯禽代父治鲁不过仿效而已。

3、《周书序》云:“文王在丰,命周公谋商难,作《丰保》。”这个说法看来是靠不住的。从末段“旦拜曰”文字看,“适无见过过适,无好自益,以明而迹”,“深念之哉,重维之哉!不深乃权不重。”不像一个儿子(旦)对父王(文王)说的话。明明是对兄长的劝诫语。文王死后四年,武王才受帝辛之命承继西伯之王位,故“诸侯咸格来庆”。朱右曾说“董子《繁露》云已受命必先祭天乃行事,是受命后得祭天也。”这就是文中“恭敬斋洁咸格而祀于上帝”之意。这样隆重的受命庆典,自然也落不到文王的头上。

4、《逸周书》是一本杂书,作者众多,涉及时代长远。有如后来的《吕氏春秋》《淮南子》,写作者是各色人等,有的古拙“诘屈聱牙”,有的浅近“通俗明白”,或抄袭、或撰写、或改编、或摘录,花样翻新。其纪年方式自然也不能划一。有的用文王纪年,有的用文王受命纪年,有的用帝辛纪年,有的用武王纪年。《柔武》“维王元祀”、《大开武》“维王一祀二月”、《小开武》“维王二祀一月既生魄”,是武王纪年系统,《小开》“维三十有五祀”是文王在位纪年系统,《文传》“文王受命之九年”是文王受命纪年系统,此篇《丰保》又自不同,顺着文王受命纪年而来。其实《竹书纪年》,有今本、古本之分,古本纪年“武王十一年(庚寅),周始伐殷”,今本纪年“五十二年(庚寅),周始伐殷。”今本是帝辛纪年,古本是武王纪年,同样是纪年系统不同而已。 

                                   张闻玉  2014·7·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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