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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冥有鱼

阐旧邦以辅新命; 极高明而道中庸。

 
 
 

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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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冥有鱼,其名曰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齐谐者,志怪者也。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 ------《庄子·逍遥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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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天象而推历数,遵古法以建新说”  

2016-11-26 14:59:22|  分类: 转载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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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天象而推历数,遵古法以建新说”

——记古代天文历法研究专家张闻玉 

汤序波 

中华读书报 》( 20161116   07 版)

   张闻玉先生是章黄学派在当代古音学界的重要传人,在古代天文历法研究与西周年代考证等方面成果尤为丰硕,是学界公认的当代天文历法考据学派代表性人物。李学勤先生赞许张闻玉先生这方面的研究是,“观天象而推历数,遵古法以建新说”。

  天文历法学乃闻玉先生学术中最为重要和精彩的部分,也是他为学的看家本领。窃以为先生学术有两大支撑:一是小学;一是古天文历法。而最有特色、影响最大的当推后者,堪为张门的独门绝技。我们知道,古天文历法至近代已几为绝学,研习殊难。清初,顾炎武在《日知录》卷三十里曾感慨:“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而“后世文人学士,有问之而茫然不知者矣”。曾国藩在《家训》中曾说“余生平有三耻”,而第一耻即不懂“天文算学”。然而在闻玉先生他们那儿,这门学问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神秘,这得归功于他们当年遇到了“明师”张汝舟(1899-1982)先生。 

  汝舟先生系黄侃先生在中央大学时的高弟,向有“博极群书”之誉,曾在贵州高校从教二十七年,“桃李满黔中”。19575月,老先生因在统战部召开的知识分子座谈会上发表所谓“三化”言论(即奴才进步化、党团宗派化、辨证唯心化),被划为“极右派”。“文革”中更被遣返故乡滁州南张村。他在困境中,精究古代天文历法不辍,终于拨雾见天,破解了被人们视之为“天书”的《史记·历书·历术甲子篇》和《汉书·律历志·次度》,从而建立了完备而独具特色的古天文历法体系。对这一体系,殷孟伦先生赞其“尤为绝唱”;王驾吾先生称其“补司马之历,一时无两”;而先祖父汤炳正先生告诉我:“两千年以来,汝舟先生是第一位真正搞清楚《史记·历书·历术甲子篇》与《汉书·律历志·次度》的学者”。

  198010月,由黄门高弟南京大学王气中教授、山东大学殷孟伦教授、南京师范大学徐复教授共同发起举办了“中国古代天文历法讲习会”,地点设在老先生任顾问教授的滁州师专,学习时间为一周。参与者有国内十七个单位的四十余人。当时老先生年事已高,辅导工作主要就是由一年前最先到滁州师专进修的闻玉先生担任。其间,先生完成了自己第一本天文历法论著《古代天文历法浅释》。此书通俗地论述了汝舟先生星历理论,是学习乃师天文历法学的重要入门书。它曾被多所大学翻印作为研究生教材,还收进程千帆先生点校南京大学1984年印的《章太炎先生国学讲演录》的《附中国文化史参考资料辑要》中。此书也是我生平第一次接触到的张氏天文历法学方面的著作,阅后如醍醐灌顶,至为心折。

  如何打开古天文历法学这扇大门,先生在书中写道:“我在从汝舟师学习的过程中有这样的体会:一是要树立正确的星历观点,才不至为千百年来的惑乱所迷;二是要进行认真的推算,达到熟练程度,才能更好地掌握他的整个体系。”又说:“古代天文历法的核心问题就是历术推算,不能掌握实际天象的推演,永远是个门外汉。”“历术,自古以来都认为推步最难,不免望而却步。依张汝舟的研究,利用两张表就能很便捷地推演上下五千年的任何一年的朔闰中气,不过加减乘法而已,平常人都能掌握。”先生整理出版汝舟先生《二毋室古代天文历法论丛》(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书里也附有此书。先生以得汝舟先生天文历法之真传并发扬光大,被学界誉为“张汝舟-张闻玉天文历法体系”。日本大学也请他去开天文历法讲座;《香港商报》也曾在封面以整版的篇幅介绍他的学说。先生这方面论著还有《古代天文历法论集》《古代天文历法讲座》二种,尤其是后者曾加印过多次,在读书界影响极大。《南方都市报》2008323日的“国学课”(第四堂)“与古人一起仰望夜空”,所用教材即此书。顺真居士说:“2008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闻玉先生的《古代天文历法讲座》一书,又使这一传统绝学‘飞入寻常百姓家’,推动了‘国学’在科学性方面的进展,其嘉惠学林、开拓未来,确实是功德无量。” 

  闻玉先生他们这一学派的特色或魅力,即强调纸上材料(文献纪录)、地下材料(出土文物)、天上材料(实际天象)的“三证合一”;坚持“月相定点”说。关于如何释读西周文献与青铜器上的月相,是西周年代学研究的关键所在,也是关于武王克商之年多达四十种说的原因之一。因对月相的认知的不同,史学界素有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即“定点”说与“四分”说。前者倡于西汉末的刘歆,清季俞樾作了发挥,而集大成于汝舟闻玉师弟;后者则由王国维在1915年首创(“夏商周断代工程”所提出的“月相二系说”,实乃“四分”说的变种)。在“四分”说创立以前,史学界都是“定点”说的天下。月相就是先民观察到的月亮阴晴圆缺的态势,用以确定时辰(纪日)。比较两种说法,笔者对“月相定点”说一向是深信不疑的。古人凭月相以定时日,月相如果不定点的话,其记录就毫无实用操作价值。我们从目前所能见到的古文献材料和青铜器铭文看,定点说应为不易之论。古文献中如《尚书》等就有不少有关月相记载,这些我们只有用定点说方能解释圆通。这正如闻玉先生所云:“古人的记录,月相名词后面紧接一个干支,就显示出这个干支日的月相。所以,月相是定点的,且定于一日。月相不定点,记录月相何用?”“月相是观象授时的必然结果。待到历术的年、月、日可以在室内运算,室外观象就可有可无,月相的记录自然就在文献中缺失。那是春秋中后期的事。”岐山庞怀靖老先生原是信奉“四分”说的,曾在《文物》1981年第12期发表《西周月相解释“定点说”刍议》驳斥“定点”说,但当他看了闻玉先生有关论述后即改信“定点”说。他在给先生写信中说:“今方知我是执错攻错,等于痴人说梦。” 

  先生运用天文历法治史与考古,屡建奇功。其代表作如《铜器历日研究》《西周王年论稿》《西周纪年研究》等书,均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与赞誉。先生以“月相定点”说与四分历为推步基础,将这套天文历法理论发挥到极致,通过对众多青铜器作缜密的逻辑分析、严格的天象运算、符合史料的推理,考定出武王克商之年为公元前1106年与西周共计336年,司马迁《史记·周本纪》所列西周中期的共、懿、孝、夷的王序是有问题的(西晋皇甫谧的《帝王世纪》云“周自共王至夷王四世,年纪不明”),正确的王序应为共(23年)、孝(12年)、懿(23年)、夷(15年)等重要结论。关于这套体系,先生曾说:“凡所学,必有创见,在师承基础上我体会就是两个条件,一个是简明,简明才科学;一个要实用,不实用的就不科学。”

   汝舟先生与闻玉先生共同考订武王克商之年在公元前1106年,安阳殷墟博物馆早在1990年已采用了此说,在宣传画册中加以介绍。二十年前,我曾在《对西周纪年坐标的确立:我看〈西周王年论稿〉》中说:“闻玉先生推算出的武王克商之年,信而有征,并在此基础上复原了西周历谱,为夏商周纪年研究确立一可靠的坐标。”今天,我更坚信先生的结论是正确的。先生的西周年代研究成果,对夏商周三代纪年研究乃关键的一步。“西周不明,遑论夏商”。这诚如陈梦家先生《殷墟卜辞综述》所云:“在年代学上,夏商周三代是相牵联的,要求得殷代的绝对年代,首先要确定周代元年。”李学勤先生也说:“武王克商之年的重要,首先在于这是商周两个朝代的分界点,因而是年代学研究上不可回避的。这一分界点的推定,对其后的西周来说,影响到王年数的估算;对其前的夏商而言,又是其积年的起点。”所以说,先生有功于夏商周年代学研究,其意义已超出先秦史探求的本身;对追溯中华远古文明,复兴优秀传统文化,都有至为深远的学术价值。先生常说“六经皆史三代乃根”,弄明白三代的历史确是当代史学家的重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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