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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冥有鱼

阐旧邦以辅新命; 极高明而道中庸。

 
 
 

日志

 
 
关于我

北冥有鱼,其名曰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齐谐者,志怪者也。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 ------《庄子·逍遥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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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证据论古史 一片赤诚为学人  

2016-07-07 15:04:4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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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证据论古史   一片赤诚为学人”

——评《夏商周三代纪年》

 

关于夏、商、周三代的年代学问题,一直是先秦史、考古学界一个长盛不衰的课题。之所以长期研究而又难以获得普遍认可的结论,最大问题还在于研究资料的匮乏和研究理论的差异。在定论出现以前,“百家争鸣”其实要比“一枝独秀”更有利于学术进步。近日由张闻玉先生及其弟子合作编著的《夏商周三代纪年》就是比较有价值的一家之言。

该书由科学出版社于20166月出版,全书分为“三代纪年”和“支撑材料”两个部分。“三代纪年”主要依据文献记载,详列夏、商、周各王王年,根据对不同材料的罗列、比勘,对文献中夏、商、周三代的王年进行整理归纳,其中,西周诸王年表还使用了青铜器铭文及天文学资料。研究资料总是年代越远,资料越少,因此,三代纪年的研究,是以西周年代的确定为基础的,“支撑材料”即以专题的形式讨论西周纪年中的相关问题。作为本书的最早一批读者,有机会较早地学习和了解张闻玉先生的学问,有几点浅薄的体会,写出来与大家分享。当然,有理解不当、认识不足的地方,则定是笔者个人学识所限,与本书无关。

通读本书,可谓精彩纷呈,现分别就天象、历术、铜器等方面的研究新义略述如下:

第一,对“月相定点”说的重申。研究西周纪年,铜器铭文中的历日记载是相当重要的资料,即所谓出土资料与传世资料的“二重证据”。铜器铭文中常见“初吉”、“既望”、“既生霸”、“既死霸”等月相名称。但学界对于这些名词的认识,却又众说纷纭。争论的主要两方即“月相四分”和“月相定点”。“月相四分”说由王国维先生所创,“因悟古者盖分一月之日为四分:一曰初吉,谓自一日至七、八日也;二曰既生霸,谓自八、九日以降至十四、五日也;三曰既望,谓十五、六日以后至二十二、三日;四曰既死霸,谓自二十三日以后至于晦也” [1]。由于“月相四分”,一个月相能对应七八日之久,宽泛灵活,容易与铜器历日相配合,因此“月相四分”说自创立之后,从者甚众。

作为反方的“月相定点”说,则历史悠久、逐渐式微。王国维《死霸死霸考》开篇曰:“《说文》:霸,月始生魄然也。承大月二日,小月三日。从月,?声。《周书》曰:“哉生霸”。此所引者,乃壁中古文。《汉书·律历志》引古文《尚书·武成》亦作。其由孔安国写定者,则从今文作。马融注古文《尚书·康诰》云:魄,胐也。谓月出三日始生兆胐,名曰魄。此皆古文尚书说也。《法言·五百》篇:月未望,则载魄于西;既望,则终魄于东。《汉书·王莽传》:太保王舜奏:公以八月载生魄庚子奉使朝,用书。此平帝元始四年事。据《太初术》,是年八月朔,二日得庚子,则以二日为载生魄:《白虎通·日月》篇月三日成魄。此皆今文家说,与许、马古文说同。是汉儒于生霸、死霸无异辞也。《汉志》载刘歆《三统历》,独为异说曰:死霸,朔也。生霸,望也。孟康申之曰:月二日以往,明生魄死,故言死魄。魄,月质也。[2]王氏对汉代月相解释的回顾,正可作为汉儒“月相定点”的一个例证。刘歆虽然独为“异说”,但其“异”主要是在“霸”、“魄”的理解上,其立论点仍然是“月相定点”。

沿至清代,俞樾作《生霸死霸考》一文,纠正刘歆之说,“惟以古义言之,则霸者月之光也。朔为死霸之极,望为生霸之极。以《三统术》言之,则霸者月之无光处也,朔为死霸之始,望为生霸之始,其于古义翩其反矣。”[3]他申古义曰:“一日既死霸;二日旁死霸;三日载生霸,亦谓之胜;十五日既生霸;十六日旁生霸;十七日既旁生霸。……夫月明生为生霸,则明尽为死霸,是故晦日者死霸也。晦日为死霸,故朔日为既死霸,二日为旁死霸。”[4]

以俞、王二人同名的两篇《生霸死霸考》为代表,“月相定点”、“月相四分”泾渭分明。

今人尽管有董作宾、陈梦家、刘启益、李仲操等先生持“月相定点”说,但各家的定点也不尽相同,加之采用“月相四分”说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影响巨大,因此,相比于“月相四分”,“月相定点”虽历史悠久,却逐渐沦为“非主流”。

学术的正确性与是否主流当然没有关系,《夏商周三代纪年》不盲从“主流”,而是重申“月相定点”说。张闻玉先生等人的“月相定点”说承自其师张汝舟先生,而又发扬光大之。书中专门考证吉日、月相,对俞樾、王国维、董作宾等人观点也进行了补正与纠正,从而使“月相四分”、“月相定点”的讨论更加明晰,各家学说的优劣长短也得立现。只有月相定点,铜器铭文中的月相和历日才能落到实处,这些记录时间概念的文字才有意义,否则,一个月相对应七八天,如非当事人,古人尚且难以把握,何况今人。另一方面,实际天象资料是可以印证铜器历日及古历推算的,书中采用了张培瑜先生《中国先秦史历表》中的实际天象资料,使文史研究有了现代科学的支撑,这就为“月相定点”提供了更加充分的证据。

第二,对古历误差的强调。古历常常出现“朔晦月见,弦望满亏”的问题,这一问题的出现是由古历的误差引起,误差越积越大,就会出现日食在晦的现象[5]。张闻玉先生指出误差的原因是古代历法为阴阳合历,从而导致误差不可避免,他承师说,指出四分历误差为每年3.06分,从而揭示了天象与历日不合的根本原因。

发现3.06分误差只是其一,其二是充分理解和运用3.06分误差。这一点体现在本书的所有研究中皆能结合实际天象、文献记载与历法推算。用3.06分的误差解释了实际天象与历法推算之间的差异;又结合文献记载,解释了文献记载的差异。使读者不仅能够“知其然”并且能“知其所以然”。

第三,对铜器断代的研究。学界对西周铜器断代的研究并不少见,郭沫若、唐兰、刘启益等先生皆有这方面的论著,比较集中的则如陈梦家先生的《西周铜器断代》等。青铜器的断代,有标准器、类型等多种方法,现在看来,诸种方法都存在优劣得失[6]。张闻玉先生对铜器断代的研究自成一家,将铜器铭文历日、历术推演、实际天象结合,从而较好地解决了标准器等法的粗阔。《夏商周三代纪年》中这一方法得到充分体现。在铜器断代上,本书的研究不拘于前人成说,而是自有系统,自成一家。书中纠补前人之说,提出《小盂鼎》非康王器而是昭王卅五年器;《曶鼎》非共王器;《师鼎》非共王器,应定为孝王器;《王臣簋》实为懿王时代之标准器等诸多观点。这些观点的提出都有翔实的天象资料、历日记载和历法推算做基础,论述严谨,证据确凿。如王宇信先生所言,张闻玉先生的研究法是“铜器断代研究新方法成功的尝试”[7]

一部好的著作,不仅要提供给读者可靠的、站得住脚的结论,更要提供给读者好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思路。从这一点来看,《夏商周三代纪年》无疑是十分符合的。全书力求纸上文献、地下文献、天上文献的“三重证据”互证互补,从而得出可信结论,值得借鉴。

本书中关于西周王年的诸多观点也非常值得学界注意。对于武王克商的时间,历来说法不一,有公元前1122年、公元前1111年、公元前1066年、公元前1027年、公元前1057年等说,“夏商周断代工程”则定为公元前1046年。《夏商周三代纪年》中,张闻玉先生承师说,定武王克商在公元前1106年。关于西周中期诸王王序,《史记?周本纪》的记载是共王、懿王、孝王、夷王,千百年无疑义,现在的权威工具书上也是如此序列。张闻玉先生通过两周昭穆制度及对铜器历日的研究,提出了四王王序为“共、孝、懿、夷”,并对各王王年进行了梳理。此外,对于畯簋历日的解读和探讨等也是推陈出新,学术亮点纷呈。

学术著作由于专而精,对于普通读者来说,阅读和理解未免吃力。本书的编著,旨在“希望给大家一个比较可靠的历史年代”[8],因此在此问题上也是有所注意。在章节设置上,先列“三代年表”,供一般读者使用,后列“支撑材料”供专业学者和有兴趣的读者参考。“三代年表”中,若能将诸王纪年的异文考辨过程全貌呈现,可能就更加完美了,如能再就“诸书纪年之同,原因为何?是否有承递关系?”、“诸书纪年之异,源出何时?原因为何?”、“文献之可靠性如何?”等问题解释一二,就更是锦上添花了。当然,众口难调,不可吹毛求疵。另外,可能存在的手民之误实在不足掩瑜,不谈也罢。

学术界对于西周王年及铜器历日的研究成果不可谓不丰,目前为止虽无定论,但争鸣必将推动学术研究的进步,这一点则毋庸置疑。张闻玉先生对于不同观点的态度也是开放的,据我所知,他就曾审阅过与自己观点截然相反的文章,而最后的结论则是“可作为一家之言发表”。由此一例即可看出张闻玉先生的治学态度和治学品格。如《夏商周三代纪年》前言所说:“有个良好的开端,群策群力,三代纪年研究将逐步走上正途,经几代人的努力而走向成熟,最终取得一个大家都能基本认同的结果。”这也正是我们所期待并为之努力的目标。

                                            科学出版社历史分社   范鹏伟

                                                201676

 



[1]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一《生霸死霸考》,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7页。

[2]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一《生霸死霸考》,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6页。

[3] (清)俞樾:《春在堂全书》第3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年,第86页。

[4] (清)俞樾:《春在堂全书》第3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年,第85页。

[5] 范鹏伟:《<后汉书>历日订误》,硕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3年,第15页。

[6] 参见杜勇、沈长云:《金文断代方法探微》,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

[7] 张闻玉:《铜器历日研究》王宇信《序》,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

[8] 张闻玉、曾鹏、桂珍明:《夏商周三代纪年?前言》,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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