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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冥有鱼

阐旧邦以辅新命; 极高明而道中庸。

 
 
 

日志

 
 
关于我

北冥有鱼,其名曰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齐谐者,志怪者也。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 ------《庄子·逍遥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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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有关 正例与变例的 研究方法  

2017-06-02 14:04:57|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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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正例与变例的研究方法

——张闻玉先生访谈录

 

   摘要正例、变例作为文史研究的一种方法,自古以来得到广泛的应用。大学生报记者王鹏就此采访张闻玉教授,请他就正例变例问题做深入的指导,为年轻学子指示门径。闻玉先生从古音学的正例变例引出汉字六书结构、语法学、训诂学、诗词平仄、诸子学、铜器断代等诸多学术研究领域的正例变例,以此肯定黄季刚(侃)先生本音变音之说。正例变例的研究方法应当得到继承与发扬。

 

关键词正例变例六书语法学训诂学诸子学青铜器断代

 

王鹏:张先生,您在课堂教学中经常讲到正例、变例,让同学们耳目一新。想请您就此详细谈谈,给年轻学子们指示学习门径。

    张闻玉先生:正例、变例,涉及研究方法,这是诸多青年学子急于想弄明白的一个大问题。懂得正例与变例的研究方法,诸多学术问题,不仅迎刃而解,往往也会事半功倍。

 

     问:闻玉先生怎么想就正例、变例这个问题做文章呢?

     答:说来话长。1979年下半年我在滁州师专张汝舟先生门下求学,涉及黄侃古音学就遇到不少问题。黄先生有本音、变音之说,那本是极为简明的。后来看到有批判黄氏本、变说的文章,全盘否定,说“毛病百出”、“完全错误”、“一无是处”。从此我就开始认真关注本、变之说。后来明白,古本音、今变音,古本韵、今变韵,本声、变声,实乃一种研究方法,是黄先生的极高明之处,应当受到后世的点赞啊。

 

问:这种研究方法的重要性体现在哪里?

答:不懂研究方法,如同走路没有方向、没有目标。绕来绕去,往往无果而终。就以青铜器研究来说,千万件器物,从何下手?按器型分类,就是器型学研究法;按人名、字形分类,就是铭文字体研究法;按年月日(时日)分类,就是历日研究法。不同的方法,自会有不同的结论。就方法说,不存在谁是谁非,没有绝对的唯一的方法。要看对象具备的条件。铜器上并无铭文,当然只能用器型学方法。铭文上王年、月、月相、日干支“四全”,为什么不用曆日研究法呢?铭文中有血缘姓氏文字,就得以人名系联,归入一个系列。死守一个方法也就不可取了。

清末以前,历代学人研究文献典籍,都是以文献证文献。可以一部书内部求证,叫内证。还可几种书彼此求证,叫外证。研究方法还比较单一。只要求例证越多越好。所谓“例不十,法不立”。就是例证法吧!

甲骨文出土,扩大了学者的视野。王国维先生用之考究史料,把文献与甲骨文字结合起来研究,就有了“二重证据法”,百年来文史界普遍使用。这就在方法论上有了突破,取得了很大成绩。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张汝舟先生对《史记·历术甲子篇》通透研究,以曆数推演实际天象,提出文献(纸上材料)、考古(地下材料)与天象(天上材料)结合,“三证合一”研究文史,实则“三重证据法”,使研究方法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当今,西周史的研究,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强调文献、考古、天文三者的结合,实际都应用了“三证合一”的方法。这就是一大进步,比“二重证据法”前进一大步。我是说,研究方法的重要性就体现在这些地方。或者说,学术研究没有不重视研究方法的。

 

问:请你还是从黄侃先生的本、变之说多谈谈吧。

答:黄先生说,“没有陈兰甫,就没有我黄季刚!”就是说古本音、今变音之说应源于清代学者陈兰甫。陈澧(兰甫)在中古音研究中首创反切系联法,使中古音声韵系统的建立取得了重大突破。

陈兰甫摆脱三十六字母的束缚,利用反切上字、反切下字的归纳,弄清了《广韵》的语音系统。反切系联法,规定同用、互用、递用为基本条例。之外,还有些复杂的反切,无所归属,他又规定两项条例:分析条例、补充条例。这是特殊条例。

基本条例,就是正例;特殊条例,就是变例。反切系联法,实则体现出正例、变例的学术研究方法。黄季刚先生古本音、今变音的结论就是以正例(基本条例)、变例(特殊条例)方法,研究古音学的必然结果,是赓续陈兰甫先生研究方法而来的。

 

问:正例、变例的方法论,有哲学依据不?

答:万事万物,哲学的分类不外两种:一般与特殊。普通的、正常的,人尽皆知的,是一般规律。与一般相悖,一般,那就是个别的,特殊的。正例就是一般条例、普通规律,变例就是特殊的、个别现象了。特殊的习以为常,人皆认可,就形成特殊条例、特殊规律了。学术研究的重点,当然应该放在特殊条例的研究。否则,谈何成果?

 

问:我们天天使用汉字,请先生从汉字角度说说正例、变例。

答:汉字的构形,起于《说文解字》的“六书”,六种造字方法。其实,六书也无不体现正例、变例。

象形,象物体之形。可分三类:独体象形、合体象形、变体象形。独体象形,或称“初文”,犬、马、豕、女、舟、贝之类,是正例;合体象形,眉、果、胃之类,是变例。变体象形,交、夭之类,也是变例。

指事,抽象的概念。指事除了几个纯符号的,还有加体指事字、变体指事字。在象形字基础上增加指事符号:本、尺、寸之类,是正体。改变原字的方向或减损原字笔画,叫变体指事字,乏(反正为乏)、匕(化)、夕之类,是变例。

会意,强调两个字合成新意。可分:异文会意(男、秉、表之类)、同文会意(从、比、羴之类)、对文会意(北、步、廾之类)。会意字,一目了然的组合,容易识别是正体;变体指两字组合时形体有了变化,或嵌入其中,或部分省减,难于识别,是变例。

形声字,左右、上下、内外组合是基本结构。正体,指形符、声符的位置一目了然。而不少形声字出现一些特殊结构,看不出形符、声符了,是变体形声字。变体不外两种情况:形符、声符交错,省形符或省声符。变体形声字需要特别注意,初学者需要一一抄录,牢记不忘。

转注有数十家之说,比较复杂,不外有形转派、互训派、声义派三分。如果把无法按“六书”旧说归位的汉字找出来,就大体明白。一类“重文成体”,或会意(林、炎、森之类),或转注(仁、尼、哥之类),二类“变体成字”,或指事(寸、凵、母之类),或转注(介—个、刁—刀、勾—句之类)。重文转注字是正体正例,变体转注字是变例。

假借,有本义、借义之分。不造新字,“依声托事”,是正例。本义另造新字是变例。

总之,六书皆有正体、变体之分,亦即有正例、有变例。

 

问:说到假借,请附带说一下通假。我们往往把假借、通假混淆不清。文献典籍中,通假字无处不在,张先生怎么看?

答:广义的假借有两个含义。本无其字的假借,是许慎“六书”中的假借。另一个含义指本有其字的同音通假,同音替代,写别字而已。先秦两汉的古籍中大量存在通假字,给后人阅读古籍造成障碍。归纳一下,通假不外两种:1、同音通假,指古音相同。2、同声符通假,声符必同。声符同,通假一目了然,是正例。同音相通,变例而已。

 

问:汉语重视句法,当今做学问的学者没有不研究语法的。说过,语法是阅读文献的“利器”。请从语法角度说说正例、变例。

答:中国的传统学术主要体现在文史,确切说就是历史、语言。民国以来的“史语所”不是没有道理的。历史、语言所用研究方法是一致的,都是例证法,大量取证。于是,正例、变例就大行其道,体现得尤其充分。

传统小学,讲字、词、句。字就是六书,有正体、变体。词分实词、虚词。实词指名词、动词、形容词,那是正例;虚词指副词、助词、语气词,那是变例。一个词的意义可分实义、虚义,实义是正例、虚义是变例就再明显不过了。文献注释,把实义当虚义讲,把虚义当实义讲,并不少见。究其实,是分不清正例与变例。

汉语里的动词,同样有实义虚义之分,实义是正例,虚义是变例。国人学西方,把虚义的动词叫“介词”。其实,把介词视为变例,介词也就可以取消了。

训诂学上讲“名动同辞”,同一个字可做名词又可做动词之意。动词,指天地人的行为动作。雨,下雨这个行为,当然是动词。又指动作对象,那是雨水的雨,名词啦。树,“树艺五榖”,栽种这个行为,动词。指动作对象,树木的树,名词啦。语,指谈话,动词;又指言论,名词。从词法上讲,这是兼类。一个字具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词性就是兼类。临时的用法叫“词类活用”,不能叫“兼类”。现今很多人滥用“词类活用”,使二者界线模糊了。动作行为是主体,应该是正例。动作行为的对象,名词,就兼类来说应该是变例。

训诂学上还有“正反同辞”一说。那是指一个字有正反两方面的意义。古人所谓“美恶同辞”、“施受同辞”、“语急反言”之意。市,有买、卖二义;沽,兼买卖二义。乱,治也。贷,借出借入都叫贷。贾,兼有买进、卖出两相反涵义。面,颜面也,段注“与背为反对之称引申为相向之称,又引申为相背之称。”《史记·项羽本纪》有“马童面之”。古注“面,不正视也”,即“背之”。这里是采用变例解读“面”字。

    正反同辞,正面意义应该是正例,相反意义应该是变例。为了分别清楚,古人有后起分别字以区别之。后起分别字即是变例。内,进入,自外而入。自内而言,是接纳。“九月内火”,读“纳火”。古语“内”多读“纳”,纳是后起分别字,就视为变体、变例。

最近读到一篇文章,以“落英”为例谈训诂学在阅读古籍中的作用,很受启发。两千年来,注释家对“落英”的解读争论不已,训“落”“始”的也大有人在。其实,以正例、变例审视,便可迎刃而解。“落”的坠落、掉落、零落、散落义,当是正例;而落的初始、原始、开始、起始义是有特定条件的,那就是“宫室考成谓之落成,言营制之终而居处之始也。”(孔广森语)这是变例。将特殊条例的变例视为普通条例,当做一般规律就不妥当了。

郭在贻《训诂学》有“古书异例”若干,以“变例”视之,殊为简明。

语法体系是外来的,引以为用,十分重要。近代学人做学问,没有不通透语法的。最近网上传,刘洪涛先生说:古代中国研究需要重视语法知识。也就这个意思吧。

主谓关系。汉语重词序。主语支配谓语,主语在前,谓语在后,这是正例。强调谓语的话,谓语放在主语之前,主谓颠倒即是变例。

动宾关系。动词在前,宾语在后,即是正例。汉语里,宾语往往提前,所谓“前置宾语”,即是变例。日本文化源于中土,日语的宾语都是提前,提在动词之前,反而是日语里的“正例”了。

我归纳出动词带双宾语若干例,有一般的双宾语句型,大家普遍认可。即是正例。还有“自结明主”、“所避风雨”、“访诸蹇叔”、“如之何”、“此之谓圣治”这类,语法界并不认同,各自解读。不回避的话,那就是特殊的双宾语句,是变例。

汉语句子分两大类,动句与表句,这是汝舟先生语法体系一大发明。动句,主语发出动作,主语支配谓语,这是正例;表句,谓语说明主语,描写主语,这是变例。语法界往往是忽视了表句,对变例视而不见。

唐以后,诗词讲究平仄音律变化。一般符合平仄规则的,是正例;所谓“拗救”,乱了平仄,就是变例了。

 

问:对主流、支流怎么看,比如《艺文志·诸子略》。

答:《说文》讲“反永为派”。《诗经》“江之永矣”,永是干流、主流,“茫茫九派”的派就是支流、末流了。分清主流、支流很重要。学术研究你当然得有主流意识。主体与枝节,主流与支流,如同正邪,还是正体、变体。

《艺文志·诸子略》给我们很多启示。文章讲诸子百家,“各推所长”,又各有“弊短”。

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於道最为高”,而“者又随时扬抑,违离道本”。有正牌正宗的儒家,又有“辟儒之患”的辟儒。

道家“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学,兼仁义”。这个“放者”,背弃道家之长,取其无为。实乃变其主体宗旨。不过,还是归属于“道”,不是正道而已。

阴阳家“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而“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敬鬼神。”阴阳律历、时令节气,本是国之根本,而“拘者为之”,走上择日占星的迷信的歧途。正体、变体,十分明显。

法家“信赏必罚,以辅礼制”、“及刻者为之,则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罚,而欲以致治,至于残害至亲,伤恩薄厚。”刻者,就是“变”了。

名家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及警者为之,则苟钩釽析乱而已。”这个“譥者”当然是变体啦。

墨家贵俭、兼爱、上贤、右鬼、非命,以孝视天下。“及蔽者为之,见俭之利,因以非礼;推兼爱之意,而不知别亲疏。”蔽者,自然不是主流、主体。

纵横家“权事制宜”——权衡具体事实,确定恰当措施。这是纵横家的主体。“及邪人为之,则上诈谖而弃其信。”邪人,变体。

杂家“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及荡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荡者,学识浮泛之人。

农家“播百穀,劝耕桑,以足衣食。”“及鄙者为之,以为无所事圣王,欲使君臣并耕,誖上下之序。”这个“鄙者”,只能是农家的变种。

《艺文志·诸子略》给我们很多启发。我在教书时,要求学生都得背诵这篇文章。

 

问:所著《铜器历日研究》,最早应用“正例、变例”于学术研究,谈谈的体会。

答:1985年冬,东北师大陈连庆先生提供我好几件铜器历日,要我结合历术讲讲对历日铭文的解读。就此开始了我对铜器历日的研究。排比历日,有的毫不费力,有的百思不得其解。我就采用陈兰甫的一般条例、特殊条例来一一剖析,最终列出六项基本条例(正例)、四项特殊条例(变例)。四项变例即:

铭文自误例。比如“既死辛卯”、“既霸丁亥”。

②既生霸为既死霸例。“既生霸为望为十五,“既死霸”为朔为初一。铭文“既生霸”,勘合十五不合,勘合初一乃合。不知者以为“既生霸”也可指朔日。这样一来,既生霸可指初一、也可指十五,既生霸可指上半个月了。推论下去,“既死霸”就指下半月啦。这就是“月相二分”,比“月相四分”走得更远。岂不糊涂?实在是不明瞭“既生霸”为变例而已。“既生霸”为望为十五,是正例。忌讳“死”而说成“生”,这个“既生霸”(实为“既死霸”)就是变例。

③丁亥为亥日例。丁亥为吉日,古人多用。不少书为丁亥的,实在不是丁亥,而是其他亥日。正如郑玄云:苟有亥焉可

④庚寅为寅日例。古人亦视庚寅为吉日,受“丁亥为亥日例”启发,庚寅为寅日例亦可成立。

有了这几条变例,几十件铭文有王年、月、月相、日干支“四全”的铜器基本上都找到了具体的年月日,断代就落到了实处。

不懂得正例、变例的研究方法,铭文上有曆日的铜器断代就无从进行。

 

问:《铜器历日研究》一书出版后,张新民教授有一篇很好的书评《西周年代学研究的重要成果》——读《铜器历日研究》,其中也着重谈到正例、变例的研究方法。请介绍一下。

答:这是一篇很有学术水平的书评。看《辛巳文存》285页,新民教授说:闻玉先生自谓他的十条铜器研究条例,是学习清儒做学问的方法,也是从黄季刚先生论文中学来的。他对此十分珍惜。其实晚近著名学者中,以这种方法做学问的,为数尚多。譬如俞樾《古书疑义举例》、杨树达《古书句读释例》、余嘉锡《古书通例》、陈垣的《史讳举例》、《校勘释例》等,都是明显的例证。其中余嘉锡《古书通例》稽之正例变例,以识其微;参之本证、旁证,以求其合(《古书通例·前言》,正是在参互考较、排比钩稽中,总结出了古书的通例。这是方法论上的提升与自觉,也是清儒学问路途的深化和拓展。而《史讳举例》一书,实为避讳史的全面总结。全书所列出八十二条通则性条例,都可视为考史方法的归类与提示,亦可当成治学的门径或钥匙。至于《校勘学释例》所归纳的校法四例——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理校法,则更是涵盖性极其广泛的概括,可说一切校雠学在方法论上都难出此范围。我举这些例证,无非是要说明,无论闻玉先生自觉或不自觉,如果深层次挖掘,他的学问精神的继承面本是很广博的。当然,将条例用于铜器历日,从而示人以规范,则是他自己的发明。在这一意义上,也可说他发扬光大了中国朴学传统,并在新的研究范围内给予了创造性的现代运用。从承前启后的学术源流角度看,我认为可以分析出一条朴学方法论自我充实的连续性理路线索来的。诚如其他具有辩证开放性格的学术一样,谁又能断言后起者不能继承闻玉先生之学术课题而不断向前发展呢?

就是说,近代学人杨树达、余嘉锡、陈垣等等,都在发展、发扬正例与变例的研究方法,今后还会不断向前,还会有学人继续应用这一方法研究学术,取得成功。

 

问:为什么说不能否定黄季刚先生本音、变音说呢?

答:季刚先生本音、变音就是本例、变例的具体化。我们视本例、变例为研究方法的话,就得肯定它、应用它。哪有否定研究方法的道理!承认“二重证据法”、“三重证据法”(三证合一)是研究方法,同样也是不能否定的。所以我说,黄季刚先生本音、变音之说应该受到点赞,后学只能发扬大之。

 

                                                                                       张闻玉教授    2016522

               整理者:王鹏(贵州大学先秦史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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